温州空管站召开航空气象用户协调会

[28]当然，在强调婚姻重要性的同时，法院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定义婚姻，尤其是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

[18]因为，乙虽具备了职权与名义两个要素，却不具备责任这一关键要素。既然中外行政主体理论产生的原因不同（即图不同）、目的不同（即骥也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即发展方向不同），又凭什么说孰优孰劣呢？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我国行政主体是借用了法国行政学上概念，但有名无实。

这种政府规章是否授权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确定某一行政组织责这一要素的难度。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5]张树义、方彦编：《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比如证券监督委员会，它们享有法定的职权、也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却因为事业单位的属性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行政主体内在结构包含三个必备构成要素：即，职权、名义与责任（后文某些地方为了表达的简洁流畅而简称为权、名、责）。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都对行政组织进行了介绍，一般采用行政机关行政组织和行政机构、行政法主体等概念。因为，国外的行政主体的确定基本上以分权为前提，而我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缺乏一种真正的财政分权。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宪法正是通过权利保护和权利保障这两种方式分别对非基本权利和基本权利提供保护，从而实现和达到宪法对权利实行统一保护的功能和目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宪法对非基本权利的保护更多的体现为权利保护而非权利保障。【注释】[1] 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是由于立法技术所限，或者是由于认识所限，而不应当是一种明知而不为的情况，否则这样的立法将难以通过违宪审查。对于非基本权利而言，其非基本即意味着这些权利对权利主体而言其重要性不如基本权利那样显著，或者其权利实现的紧迫性不象基本权利那样刻不容缓，因此这些权利多为消极权利，所以其权利保护的需要更多的体现为对权利损害行为的制止，而不在于提供权利实现的条件和基础。综合这两种保护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总体上呈现一种辐射状：直接保护位于圆心位置，这种保护力度最大，强度最高。

由于列举无法穷尽列举对象而只能作有限列举，因此哪些权利应当由宪法加以列举就成为制宪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可能对权利作无限的保护，这是因为国家权力是实在法上的一种建构，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具体实施的，而每一种国家权力所掌握的资源和可供选择的手段都是有限的，因此宪法对权利的具体保护也是有限的。

[2]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3] Princess Soraya Case， 34 BVerfGE 269．[4]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 S ．479．[5] Roe v. Wade，410 U. S．113．【参考文献】{1} 许崇德．我国宪法的诞生与宪法的基本精神[M]，顾昂然、乔晓阳主编．党政干部宪法教育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美国的制宪史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2]居民自治是指居民实施自治之意，即居民自己考虑地域之事，用自己的手实施自治，称之为政治性自治，来自于英美法系传统。[18]该法总则475条、附则252条，对《地方自治法》等法律、法令作475处修改，这次跨世纪的改革宣告依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行政管理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维系地方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地方政府由被传统政治行政结构纯化为执行和实施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行政实体，转型成为以民主宪政结构为基础的和以地方利益政治为特征的自治实体。

在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中，地方六团体、内阁及国会等利益集团之间透明度较高的协商博弈，设立改革咨询机构的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及一揽子修法等为《地方自治法》修订等改革成果提供民主化、正当性的基础。第95条规定地方自治特别法上的当地居民投票制度，体现自治体是基于居民意思参与国家立法过程，这是居民自治、团体自治的双方要求。依据2004年修订《地方税交付法》第7条：内阁每年度必须整理下年度地方财政收支预计额的相关资料，提交国会并向一般公众公开，这一文件称之为地方财政计划。[19]参见万鹏飞，白智立：《日本地方政府法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第94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权限，即自治财政权、自治行政权及自治立法权，这是团体自治的最低限度要求。1946年《日本宪法》载入地方自治的规定，地方自治作为日本宪政的重要元素，在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地方公共团体拥有宪法上规定的地方自治的课税权，并通过这一课税权来自主筹集其财源，这一原则被称为自主财政主义。向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提出对相关方损害的赔偿或不正当利益的返还。

依据《地方自治法》第242条，第一阶段是居民监督请求，即普通公共团体的居民如果认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首长、委员会或委员以及该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公务员，具有违法或不当的公款挪用、财产的取得、管理或处置、契约的缔结或履行债务及其他义务的责任时，包括预测该行为发生具有相当的确凿性的情况，或者认定存在违法或有不正当赋课及征收或者财产管理方面玩忽职守的事实时，可以附证明以上事实的书面报告，向监查委员提出监查请求。北野弘久就指出：‘地方自治的法宝是地方财政权，不具有财政方面内容的‘地方自治只能是画饼充饥。第二，依据辅助原则， [22]下级政府具有事务优先权，国家事务限于地方公共团体不能有效处理的。同时，为防止地方居民苦乐不均，自主财政主义不全面否定以国家法律对地方公共团体的课税权设定统一标准或范围，但是不应以国家法律对地方税一刀切进行划一的规定，应尽量排除国家行政机关的指挥和监督的干涉，因此《地方税法》为准则法。未获同意，则由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首长向地方议会报告意图。古语所谓‘小事不忠必不能忠于大事恰恰是这个道理的反证，民治制度最好的学校及其成功的最好的保证，就是实习地方自治。

但是，日本宪法上的分权理念与财政集权的制度设计之间不匹配，致使地方自治难以落实。中央集权主义的中心是中央政府的集权和权威，强调中央政府处于整个社会协调和控制中的核心地位。

第四，给予地方政府独立税权，尤其分配市町村以固定资产税，建立基础性自治体的财源。与之对照，1993年时任常务副总理的朱镕基领队，以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这种非正式的、内部性方式促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 [32]并规定我国目前分权的基本架构。

[11]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体制的反省，体现草根民主的地方自治制度得以在《日本宪法》以专设第八章的方式予以确立，这是日本地方自治的第二次革命。[6]地方自治使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一所试验公民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学校，通过公民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实现对民主承担者的素质养成。

[25]见王朝才：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及其借鉴意义，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25-33页。第三，自主履行任务，又称国家远距原则，即国家必须与自治团体保持适当距离，以确保自治团体之自主与独立。[10]参见郭冬梅：三新法体制的形成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第152-155页。第三，创设地方财政平衡交付金制度。

[16]参见吴寄南：《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2页。地方财政计划反映对各种税收收入的预测、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的预计额、中央和地方发债额度等信息，具有编制地方公共团体预算综合情报源的作用。

国库支出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地方税和交付地方税，居第三位。[30]［日］盐野宏：《行政法Ⅱ（第4版）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14]第93条是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直接选举的规定，要求地方公共团体设议会，首长、议员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居民自治的最低限度要求。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

取消或确认该行政处分无效。[13]参见［日］阿部斎，今村都南雄，寄本腾美编著：《地方自治の现代用语》，学阳书房1990年版，第45页。[5]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地方自治出现危机，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固有权说被修正并复兴，生成日渐盛行的人民主权说，即地方自治是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的主体性不可或缺的制度，基于人民与地方、国家之间亲疏关系，应予以地方优先。国库支出金又分为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和国库补助金三种。

[2]日本关于地方自治本质的主要学说是：第一，固有权说。日本居民的监督请求及诉讼制度由两阶段构成。

[5]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七）—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制度性保障是德国魏玛时期的宪法理论，主张宪法保障的制度和基本权利相区别。

法定外税的新设或变更依据旧《地方税法》第259、 669条之规定，须事先得到自治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现改为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协议制， [27]从而扩充地方公共团体的课税自主权。对于地方税，则依据《日本宪法》第92、 94条之规定，遵循租税条例主义，即地方税的课税要件和课赋及征收的程序必须依条例规定，并且必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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